（理查德·莱文，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起任耶鲁大bifa88长。1968年获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赴英国牛津大学主修政治与哲学，再获文学学士学位。1974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耶鲁的执教生涯。在出任耶鲁大bifa88长之前，曾任该校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近期，莱文校长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莱文校长拥有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及早稻田大学荣誉学位，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0年5月2日上午，耶鲁大bifa88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在第四届中外大bifa88长论坛上作题为“通识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角色”的主题演讲。演讲由教育部副部长陈希主持。
莱文校长首先对中国在过去12年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了高度赞赏。他指出，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时，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计划（985工程），这个计划目前正在变为现实。到2006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5%，这是十年前的三倍。在江泽民演讲后的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增长了10倍，中国的招生的数量也增长了5倍，从97年100万到07年已经达到550万，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莱文校长认为，中国高校在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包括教职员工的任命和提拔的程序更为开放，更多地引进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扩建实验室设备和产业加强合作。高校校长也在思考如何对于课程和教学法进行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次，莱文校长指出，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发展中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通识教育模式也是如此。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种在异域文化当中所发展起来的全新教育理念，因此，不加变动而全部照搬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是很难成功的。因此，在中国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那么就必须具有中国的特色，将这种教育模式移植而来必须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必须是一个渐进、创新和适应的过程，而非一个生搬硬套的过程。
对于为何要进行通识教育，莱文校长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证明了创新和批判性思考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25年前，美国多数的评论家都推崇日本的管理实践模式，人们忧虑日本当时的巨大贸易顺差，预言日本很快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二战后的40年间，日本的生产率和GDP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有15年停滞不前，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经济才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过去，人们认为是过分发行企业债、僵硬的金融体制、以及日本政府非常不明智的货币紧缩政策所致。但是莱文校长认为，日本经济放缓深层次原因在于创新和创造能力低下，并暗示这是日本教育模式所致。
他指出，在五十、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一样的，是依赖高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加工业能够迅速增长，六十年代日本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业的效率和质量上。但是竞争优势在九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后不复存在，在软件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创新，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日本的创新速度跟不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停滞了15年。莱文指出，如果日本拥有像微软、谷歌这样的公司，那么在九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落后美国这么多。 莱文校长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日本在创新方面的缺陷，同时也开始采取举措为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做准备，中国不会再依赖低价的劳动力在全球取得成功。胡锦涛主席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创新，因此将创新和创造力作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内容。莱文认为，这是中国可以从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中学习的经验。
第三，莱文校长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前提，中国要取得成功需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基础科学是所有应用技术的源泉。 第二个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政府和市场能够支持高风险的原创性企业。我们知道这些企业有强大的创新方面的优势，同时能够带来很多的就业的机会，我们知道这些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产生的创造力和新鲜的思想比例是非常高的。 他认为，中国在前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在基础研究和方面，中国重点大学研究设施条件很好，引进了一些国外科学家，同行评估也是颁发研究基金的重要指标，许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也建在大学周围。在财政支持方面，中国已经采取日本不愿意采取的措施，开放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利用创投资金进行私募融资。
他强调指出，中国目前创新经济的关键缺陷是第三点，即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思维，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来创建一种课程以及教学法能够来鼓励学生的创造力以及独立的思维，这是创新经济的基础和源泉。如何来发展这样一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呢？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公民，需要人们具有广阔的视野，需要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能够进行独立和原创的思考。
莱文校长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他指出，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一个专业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流的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不同，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很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和同伴的观点，所以学习总的来说是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人的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莱文校长认为，这样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去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了。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担心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超过了西方，但亚洲人包括中国的领导者所担心的是，学生缺乏的是独立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中国担心，毕业生的思维狭隘，而传统模式使得他们缺乏创造力。教育工作者受到美国通识教育模式的影响，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前两年会选择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再进行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呢？对于多个学科的接触，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应付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学习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毕业生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知识。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已经开始新的通识教育的尝试。
莱文校长回顾了1828年耶鲁大学报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文献。耶鲁报告提出了头脑的修炼和充实（the discipline and furniture of the mind）。耶鲁报告认为，学生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脑袋里面装进了一件物品，但这种填充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而学生希望在商界、医疗、法律、政府以及学术界取得成功，他们需要的是头脑的修炼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一个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培养这样一种思维的习惯，需要学习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需要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能够主动进行立论、辩论或者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
他认为，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度是这样的教学法非常好的例子。在导师制模式下，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和独立思考。而美国的模式是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小班授课，一小群学生他们需要去立论，去辩论，去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学生去解决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相对于教学内容而言，教学风格的改变更困难。首先，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其次，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教职员工应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认识到了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必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仍然充满了困难和挑战。莱文认为，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掌握新的教学模式。那些在国外学习过而回到中国的大学教师，更倾向于采取互动的方法来进行授课。此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西方学生到中国学习，或者是亚洲学生到国外去学习等等，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好处和风险共存。在高等教育推动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增长，因为这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另外，创新和评判性的思维也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争端和环境恶化等等，另外，莱文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好处之外，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这样一种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会让社会听到公众更多反对的声音，会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影响。 莱文校长最后指出，总体而言，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莱文期待和关注中国在未来若干年中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改革。
演讲之后，莱文校长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回答了与会代表的问题。
浙江大bifa88长杨卫：浙江大学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但认为进行通识教育有三方面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教师，包括政府、企业、外资企业等有人单位，他们希望接收比较专业毕业生来工作。这是通识教育的第一个障碍。第二，对于一部分bifa88而言，他们要进入到研究生这样一个阶段，他们需要进行入学考试，考试内容非常专业化。 第三，在美国大部分的学位是在研究生这个层面授予的，而中国像法律、商业、教育、医学、工程、理工科是从bifa88就开始授予学位的，学位制度对通识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通识教育在大学全面展开有困难，请您做出评论。
莱文校长：对于第一个障碍而言，对于就业市场当中雇主对于员工专业化要求，需要大学去培训雇主、企业和用人单位，改变他们的观念。从政府到企业，大学需要不断地去教育雇主，不断地去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从长远来讲，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企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超过了简单的技能训练，而一流大学在通识教育和在评判性思维、独立性思维方面往往也是最好的。 第二个障碍，在考博士或者是考硕士过程当中还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非常专业的考试。在美国，大学是两年的通识教育加上两年的专业教育，其实已经够了。在美国，研究生考试过程当中，美国学生需要和来自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留学生进行竞争，美国的学生不差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和美国学生相比，中国或者德国的学生学某一个领域四年的学习，从竞争力和水平来看，美国的学生不差于来自亚洲、德国或欧洲的学生。 至于第三个障碍，莱文认为，其实美国对本科教育也是在进行不断改革。哈佛大学的校长曾提到了本科教学的改革，强调在某些学院如医学院，已经取消了单纯的本科教育，确立了本科和硕士以及博士连读的体系。换句话说，哈佛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是完全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需要大的改革或者一个大规模的转变的一个过程的。但是，美国一般还是强调至少要有两年的通识教育，比如说读医学的先要接受两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在20岁时候，而不是18岁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你的专业的学习。
北京师范大bifa88长钟秉林：目前中国社会上有一些提法，如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我想听听您对于此观点的看法。据我了解，一些美国学者对于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美国的工程教育当中，有一种讲法是要回归工程，这个可能有点过了。怎么样培养出有一定的能力人才，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莱文校长：美国教育的体系有不同的教育高等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训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是数量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大学是职业培训的机构，是专门为以后具体的一个就业的方向来培训学生的。所以在美国，高等教育当中有一半的学生是进入两年制的、类似于专科层次的社区大学来学习的，换句话说，美国一半的高等教育学生是在两年制的专门的职业培训的bifa88，这些bifa88纯粹该是为了就业，为了找到一个工作而进行技能培训。但是我们应该眼光放得更加广泛一点，因为高等教育范围非常广泛，而最高端的大学，既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或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倡导一种通识教育的模式。这正如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在“五年计划”提出，并且给在座的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不单是培养能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更需要培养一批未来具有创造性、创新能力得人，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不需要仅仅是以就业或以制造业为导向、一个适应市场以找到一份工作为重点的教育目标，我觉得是太狭隘了。 在二战之后，美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而中国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这段：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制造业模式。这样的阶段必然要跨越，走向更高端的模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解决这样一个长远的目标，培养下一代的CEO，培养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培养下一代的部长副部长和高级的政府官员，我们相信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适应中国未来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bifa88长张杰：刚才您提到实施通识教育是比较困难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改变教授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所以我想听一听您怎么样在耶鲁大学改变教授的风格和教学风格。
莱文校长：这项工作不是很艰巨，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长的传统，教授已经非常适应这样的一种教学的风格或者方法，这本身就是西方大学或者西方教授的教学的风格。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中国很困难？长期以来，中国的教学风格或者整个亚洲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教学风格是被动式的教学方式。刚才，刘延东女士跟提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而面对面的交流是不能被现代的虚拟技术所替代的，这也是我们倡导这种互动式教育风格的起点或者是出发点。在国外留学回到中国的教授，可能更加适应这样的一种教学的风格，而他们将带动中国大学新一代的教学风格的产生，会潜移默化会影响整个大学的风格。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可能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这个是急不来的，需要有一部分教师或者教授先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然后慢慢去影响其他年轻的教师。
南京大bifa88长陈骏：您刚才讲了中国的大学不应该照搬照抄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我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地来讲一讲为什么不能照抄或者没有办法照抄。
莱文校长：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文化的背景也不一样，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人们可以去借鉴其他文化一些好的做法，但是如果是直接照搬的话，不单在这个领域，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一样，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体系或者经验，总要进行调整，因为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体系总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如国情、文化因素，还要考虑其他的障碍因素，简单的模仿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比如中国有一个“尊老”的传统，因而学生不太敢去挑战教授，而美国文化中，小孩从小就跟大人顶嘴的，从小美国的小孩就跟大人平起平坐，他们可能会站起来挑战教授的权威，这与文化传统相关。儒家传统是教育小孩儿尊重大人，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同的文化对于一个制度的实施会有推动或阻碍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的文化会有一些天然的或自然的差异，这要求我们不能够直接照搬照抄美国的系统，但美国的系统当中一些好的地方，如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和教授的互动，还有学生和教授之间这样一种更为平等地位，我觉得还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日本京都大学的校长松本紘对莱文校长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日本经济和文化有自身的特点，日本本身并不缺乏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日本开发出来各种技术，二战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他认为，日本的经济是富有活力的，在未来也会具有创新和创造精神，他也坚信这一点。 莱文校长同意松本校长关于日本的观点。但认为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当中，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在日本和美国以及欧洲不同的一点就是在研究经费的分配方面是由上而下的，日本把研究经费拨到教授的手上，然后教授自主决定。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引入了同行评估科研经费分拨的方法，这样的办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全世界的科学发展中，日本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和具有很高研究水平，日本在研究方面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领袖。我只想指出，很多的日本教授也同意这一点，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日本没有一个竞争性的机制来促进科学技术研发方面的创新；这一点和美国，和欧洲不一样。
